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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家专题
    不一样的赵建成
           由于工作原因,杂志社在一年多前就和赵建成工作室建立了联系,当时听说他正在创作一批新的作品,但每当记者想要去采访的时候,都被工作室以赵建成实在无暇面谈为由婉拒。因此,在杂志社记者们的印象中,赵建成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只能通过作品来认知的画家,有些低调,有些神秘,也许还有些严苛。

          直到今年3月,杂志社承接了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名家系列展部分画家的宣传工作,记者才第一次在工作室见到了赵建成。面前的赵建成,匆匆放下画笔,微笑着向记者伸出手来,瞬间就击破了盘踞一年之久的关于他严苛和神秘的各种想象。

    不一样的开国元勋

           赵建成画室的主墙上,挂着两幅高3米,宽18米的巨幅画作,这是他正在创作的《开国大典》,由于尺幅巨大,画作的旁边还摆着一座2米高的梯子。和以往描绘开国大典的很多作品不同,这两幅巨作除了几十个人物以外,没有任何的背景和装饰,也就是说,没有天安门城楼,没有话筒,没有灯笼,没有天空,也没有云彩。以毛泽东为首的几十位开国元勋,以他们最易被人们辨识的性格特征,错落有致地站在那里。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漫溢出的强烈而不同的精神气场,在空气中不断混合后,从观者的眼睛,一点点深耕到他们的心里。




          2013年赵建成受邀为北京市创作重大历史题材《换了人间——1949•北京》,他说:历史画创作的概念就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对历史负责,是历史画创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既是一种境界,亦是一种使命和责任,对历史负责,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对历史世界的解读和判断民族共识和公论是重要依据,因此历史画的创作者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如何评判英雄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价值和作用,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画创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客观存在。也许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宏观中进行观照,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理性得判断,使历史的客观性不至因为个人的好恶的感性认知而被误读和曲解。

          194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改朝换代更替政权的大事件,这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唐勇力的《新中国成立》、赵建成的《换了人间——1949•北京》,三位艺术家对这一历史事件,用各自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赵建成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幼年懂事起,既对开国元勋的伟大和神圣在心灵中播散了崇拜的种子。在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他逐渐的从英雄崇拜还原到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他的思维变得立体而非平面的了。赵建成在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研究了有关社会学、史学、党史的各种资料,最终使他决定在表达这一题材的立意定位在每个元勋个体生命的本体而非事件的本身。



          于是他有了以下几个关注点:新政权、联合政府、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政府结构。为了能更深入了解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反复观看了党史办提供的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他得出这样的关键词:革命党、执政党,马背到殿堂,主席、委员站立位置自然无序,庄严、个性。领导人的深沉厚重,将帅的坚毅睿智,民主人士的家国情怀,君子气节的儒雅。这批开国元勋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符号与标志。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上是中国政治精英的风云际会,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文化的高贵

          先贤录系列创作是赵建成从2007年开始的,他对先贤录系列肖像画是这样解读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这批学贯中西的先贤大德,以他们思想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中国,那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思想启蒙的时代。他们是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基石。他们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哲学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了剖析、树立、反思、颠覆,第一次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存确定了灵魂的高度和审美的高度。他们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高度自觉,体现在从知识传统向精神传统的转换上,他们深邃博大的思想穿越了时空的变迁,至今仍是我们的精神坐标。赵建成说:我是怀着内疚、羞愧、渴望、敬畏的心里萌生了为先贤造型以启迪后人的创作欲望和计划。他们是高山令我们仰止,是历史让我们敬畏。所以先贤录肖像系列作品的美学品格定位在“正大之气象”、“庙堂之风范”。

          赵建成说,现代人脸上也有自己的时代表情,大多是一种俗气,因为太物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书画大师脸上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但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有一种被文化培养出来的高贵,还有对当时社会的悲悯情怀。

          在描绘这些文化名人的时候,赵建成翻阅了很多人物资料。通过这些文字,赵建成读出了人物精神层面的高贵。这种高贵是真正的贵族的气质。



          赵建成说,这些人背后都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梁启超先生患有肾病,需要做摘除手术,但是发生了医疗事故。当时中国社会对西医的认知是片面而抵触的。学生徐志摩要状告协和医院。但梁启超坚决将这件事压了下来,对外否定了医疗事故。他担心这件事传出去,中国现代医学被世人接受会再推迟很多年。这种胸怀国家的“大我”情怀,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人生境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高贵。

          赵建成在描绘这些文化名人的时候,每一笔都是和这些先贤的精神交流,“你会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激动,也会因为他们曾经鲜活的生命而感动,是一种多视角的跨越时空的心意相通。”

          赵建成将这批创作中的文化名人系列,命名为《先贤录》,计划要描绘100位左右的名人,“都是高2.6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物是需要我们现代人仰视的,也是需要一个殿堂来展示的”。

    用《伪娘》反思社会现实

          开国大典和先贤系列占用了赵建成大部分的时间,记者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之前的约采是那么困难。但即便这样,赵建成依然对之后的创作有着自己的计划,他除了继续完成先贤录等作品外,还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拷问现代人生活中的迷茫。

          “每个生命体在时代的潮流中能出来抗争是不多的,现在所谓的精英阶层应该具有的一些品质其实是缺失的。这些年,人民对物质的追求已经超越精神。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诗人,没有浪漫主义情怀,大众的审美也在没有精神支撑的土壤中走向了怪异。”

          “我有时走在路上,看到一些男孩子也和女孩子一样背着大包,据说有些男孩包里居然有化妆品,这是一种多么扭曲和病态的审美。一个国家需要男人的担当,但如果这些应该担当的男人都和女人一样描眉涂红,岂不可悲?”因此,赵建成打算创作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当后人看到21世纪初美术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现状,看到曾有一批这样的男人出现在这个社会,他们也许会感到有意思。”

          赵建成笑着说,“我打算给这组系列命名为《伪娘》”。

          这就是赵建成,当你不了解他的时候,会认为他低调、神秘甚至严苛,但当你走近他,倾听他,就会发现,他的亲和、幽默还有悲悯和担当。这个经过重新解读的人,将他的作品从单纯的人物肖像,让人们感受到背后的精神,直到心灵相通。